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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論文代寫
代寫畢業論文模板—“審美權力”多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
作者:天天論文網 日期:2017/5/17 11:22:16 點擊:

學藝術專業作為冷門專業在各大院校開立的并不太多,代寫畢業論文需求并不高,但是正是因為比較冷門,所以代寫畢業論文要求更加高,對于寫手能力和水平要求比較高,需要寫手能夠博通古今,對于各個朝代的文學史以及當代文學有深入的了解。

中國當代文學和古典文學相比較,在美學價值上的評價一直都不高。2007 年,德國漢學家顧彬指出部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是“垃圾”后,各種反思、批評和熱議不斷,當代文壇更是陷入一種“經典化”的焦慮中,有關話題“常在各種報刊上出現,并成為許多論壇的議論中心。各種言說,顯示出對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的無比焦慮”。一方面,人們覺得當代文學應該要“爭口氣”;另一方面,又對“輕率”的妄斷產生質疑,繼而引發對文學經典化的重新評估。在對經典標準的爭議和紛紛攘攘的重寫文學史的探討中,問題就來了,經典究竟由誰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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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坤的觀點認為,“最后‘說了算的’是藝術的合法性,沒有別的權力能讓一部作品最終‘勝’或‘汰’”。這種觀點趨向文學本質論,相信“經典”是由文學文本自身的藝術合法性自然生成。實際上,“話語權”構成了文學史上的各種沖突與矛盾,在現實中沒有純粹脫離了“話語權”的經典存在,是“話語權”確立了誰為“正統”和“經典”。在探求文學藝術的合法性并以此為依據制定文學經典評判標準時,文學研究者本身即行使了審美“話語權”。而“經典化”的焦慮則源于傳統文藝學中“經典詩學”的觀念,即“文學研究的對象應該是可供學者解讀、闡釋、評價和分析的有意義的文本,研究的目的是給予文本評價并確立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最后固化成由作家、作品鏈條串連起來的文學史”。基于這樣的文學使命,從當代文學作品中拾得滄海遺珠便顯得非常重要。

當今中國文學版圖的格局已變,但文學評論界“經典詩學”的觀念并沒有動搖。同時筆者發現,無論圈內論爭多么喧嘩,文學評論界對當下文學的評論卻一直處于“失語”狀態。尤其2000 年初,一批文學新人崛起他們并不遵循主流文學界的審美評判標準進行寫作,而是擁有一套新的文學準則。當文學評論界用“經典詩學”的審美標尺去衡量這批文學新人時,引發了當代中國文壇輪番的“口水大戰”,主流文學圈的“審美權力”不時受到圈外的挑戰。因此,當代文學“經典化”的焦慮,也是主流文學圈對于自身“審美權力”衰落的焦慮。

筆者認為,隨著“審美權力”多元化時代的來臨,當下最急迫的不是用“經典詩學”觀念來對當代文學進行“經典化”,而是從文學文本的評價轉向對當下中國文化現場的關注,拓展文學研究的視野和空間,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經典詩學”觀念下的文學研究

代寫畢業論文在中國古典詩學觀念下有深入的研究,需要寫手對于古典文學,古典詩詞有著極濃厚的興趣,能夠抓住主旨,從古今中外進行多層次對比分析。

對“經典”的探求以及對“經典詩學”的研究本身并沒有多大問題,問題出在人們對“經典詩學”觀念的認識。

“經典詩學”相信文學有內在的審美本質規律,并且可以被文學研究者認識,進而以此作為權威標準來裁定其它文學作品是否符合美學合法性。“對一部作品的權力裁定無論是大眾的還是權威的之所以容易出問題、不甚可靠,通常在于蔑視了文學的‘自然法’”,文學的“自然法”即為文學內在的審美本質規律,如果說有“權力”參與其中,這種“自然性”“合法性”便“是權力之本原。但它不是別的權柄,也不是‘話語權’,它無言,也無形,可它在背后支配一切”。然而,究竟文學本質的“自然性”“合法性”到底存不存在呢?

即便存在,文學研究者能不能脫離了自身的話語系統抓住它呢?這涉及到人文社科及哲學方法論的問題。從“經典詩學”到“文化現場”:“審美權力”多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20 世紀早期,從索緒爾的語言學發端,西方人文社科研究經歷了方法論的大轉折,從研究對象上認清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的本質區別。人文社科的研究對象是有意識的人或具有集體無意識的人類社會,并在交互的行為中產生并傳達意義,因而人文社科研究的方法應與自然科學不同,“認識到研究人以及人組成的社會群體是非常復雜的,哲學社會科學不再像自然科學那樣,試圖發現一個普遍性的規律,而是闡釋具體的歷史的相對的規律”

這一思想和方法論深遠地影響了哲學、人類學、社會學和文學。我們今天的文學實踐,從哲學方法論的意義上講,沒有一種脫離了“話語”“權力”的文學,并以“自然性”“合法性”的方式存在,即便有,也是相對的文學的“自然性”“合法性”。

康德提出過“審美判斷力”(Aesthetic Power of Judgment)和“審美判斷”,“誰宣稱某物是美的,他也就想要每個人都應當給面前這個對象以贊許并將之同樣宣稱為美的”,這種美具有“主觀的普遍有效性”。所謂“審美權力”,是指在一定歷史時期,在某種社會文化中,居于主流、掌握著文藝審美價值評判標準和鑒定標準的話語權力。它決定了什么樣的作品更具有審美價值,什么樣的作品是平庸之作,從而影響大眾的審美判斷和引導社會的審美趣味。

20 世紀杜尚的《泉》作為先鋒藝術試驗的經典作品,如果沒有瓦爾特·阿倫斯伯將其解釋為一種“可愛的形式”被“呈現出來”,藝術展上的一個小便器就不可能擺脫它的“功能目的”并為人類“作出了審美貢獻”。因此,掌握“審美權力”的文藝評論家的“審美判斷”就顯得非常重要。而擁有絕對“審美權力”的群體所持的文學“合法性”,能使其獲得更多的認同。

從將經典固化的文學史書寫活動來看,“審美權力”貫穿了整部文學史。曹順慶在考察中國古典文學史中的矛盾和沖突時,列舉了三個典型的例子:尊《毛詩序》與反《毛詩序》的論爭、“詩文正統論”和“文言正統論”。以對《毛詩序》的評價為例,漢代獨尊儒術,《毛詩序》因集中承載了儒家文化思想、弘揚“詩言志”的本質而被奉為圭臬;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視個體生命的體驗和文學的形式美的思想開始挑戰《毛詩序》的話語權,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將辭采作為評價作品水準高低的重要標準,突破了《毛詩序》將政治教化功能作為評價文學唯一標準的藩籬……聚訟千年的尊《序》與反《序》、廢《序》之爭則直接圍繞話語權展開爭奪”。“詩文正統論”亦如此,“詩文在中國文學中長期被視為正統,古代士人與統治者通過教育、取士及創作與批評來鞏固其在話語生成與言說中的正統地位,進而壓制其它文體(如詞、戲曲、小說)的發展。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講,詞、戲曲、小說等的發展史是一部與正統詩文爭奪話語權的抗爭史”瑏瑡。而“文言正統論”因長期被掌握文化權力的精英階層所壟斷,對傳達民間通俗文化的“白話”進行排斥和壓制,“其影響所及,文言文學作為高雅文學的代名詞居于中國文學正統,與之相應的白話文學則作為通俗文學始終處于非主流的邊緣地位而難以獲得正統勢力的認可”瑏瑢

最后曹順慶得出結論,“話語權是考察中國文學演進的結穴所在”。這里的“話語權”相當于筆者所討論的“審美權力”。而“審美權力”使用范圍更廣,更具體地指對文學、文藝的審美評判話語權。因此,無論是關于文學內在的評價標準,還是文體形式和文學使用的語言,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史經典的形成并不輕松。

如果說以往中國文學史中經典的形成是由各具審美話語權的派別經過論爭演化而成,那么20 世紀50 年代到70年代的中國則是將“分散”的“審美權力”集中,統一對經典重評,由審定機構實施并擁有制度保證,其目的是“確定不同文類、不同作家作品的價值等級,建構等級排列的基本‘秩序’,并監督、維護這一秩序,使其不被侵犯,并在必要的時候,對具體作品性質的認定,以不同方式加以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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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就是“具有權威性質的文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其作用是為經典審定確立標準……從時間上說,有古典作品和近、現代作品;從國別、地域而言,有中國和外國,以及外國的東西方等的區別”瑏瑥。因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使得文學經典“在審定、確立的過程中,經過持續不斷的沖突、爭辯、滲透、調合,逐步形成作為這種審定的標準和依據,構成一個時期的文學(文化)的‘成規’”瑏瑦。比如“政治化閱讀”被強調和提倡就是經常用到的衡量尺度;帶有消遣、娛樂功能的“通俗小說”等文類受到排斥;“強調文學文本在揭示‘歷史規律’、展示歷史發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瑏瑧等等。此次中國“文學經典”重估活動影響深遠,以此確立的一套權威文學審美評判原則一直貫穿于當下的文學研究、文學批評和大學文科教學中,形成了一整套有關“經典詩學”的文學觀念和研究法則。

由此可見,“經典”的形成并不是文學“自然性”“合法性”呈現的結果,而是充滿了矛盾、沖突和論爭,是擁有“審美權力”的主體以各自立場所探求到的以“文學合法性”尋求普遍性“認同”的過程。“認同”的過程既確立了“是什么”,也確立了“不是什么”,具有排他性。“審美權力”如果足夠強大,在其確立的“經典詩學”觀念下的文學研究就會對文學活動中其他文學對象造成遮蔽。比如詩文正統對詞、戲曲和小說等形成的壓制;文言文系統對白話系統形成的壓制;在崇尚階級斗爭為“重大題材”的秩序中,“茅盾自然是比老舍更重要的作家。而京派小說家和張愛玲等在40年代所倡導的‘日常生活’的美學,也必然受到抵制”瑏瑨。比較“打工文學”和王朔的“痞子文學”的不同遭遇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同是20 世紀80 年代中后期興起并反映中國城市化生活的文學題材,為何“打工文學”被遮蔽而“痞子文學”凸顯?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打工文學”的“美學合法性”長期受到質疑。早期“打工文學”作品因主要發表在面向市場的“打工雜志”上,一度被認為是沒有文化的“地攤文學”。而王朔的處女作《空中小姐》發表在主流文學的權威期刊《當代》,隨即又獲得《當代》頒發的“當代文學獎新人獎”,其文學創作由此獲得主流認可的“美學合法性”。

1980 年代的文化娛樂活動單一,審美相對均質,“經典詩學”觀念比較容易獲得受眾的普遍性認同。久而久之,人們會產生認識的錯位,把主流文學圈的“審美權力”判斷和文學的“自然性”“合法性”等同起來,并在“經典詩學”觀念下將固化的文學文本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以試圖探求文學內在的本質規律或文學的“自然性”“合法性”。然而這只是一種相對的文學的“自然性”“合法性”,它在一定范圍內有效。至新世紀初,“隨著都市大眾文化多元化發展、審美群落化現象的出現”,人們對主流文學圈“審美權力”判斷的認同感才越來越弱,終于爆發式地呈現出不同審美群落之間的文化沖突。

 “審美權力”多元化時代的來臨

主流文學圈對代寫當代文學畢業論文“經典化”的焦慮,其實和自身“審美權力”的認同感被削弱有關,主流的“審美權力”越來越受到來自不同文學群落的審美判斷的挑戰。在各核心期刊或者一般期刊上我們都能看到代寫文學畢業論文大論戰。

2011 年,中國文學已“六分天下”被王曉明正式提出,“中國大陸文學版圖由‘紙面文學’和‘網絡文學’各占一半,其中又劃分出‘盛大文學’模式的文學產業、博客文學、嚴肅文學,以郭敬明為代表的‘新資本主義文學’等等”瑐瑠。這個文學版圖格局還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它反映的文學現實讓文學界不得不正視,“當紙面的‘嚴肅文學’在整個文學世界中的份額持續減少的同時,這個文學世界的版圖,卻是在逐步擴大的”瑐瑡。一個明顯的標志就是主流文學期刊銷量的急劇下滑,“1990 年曾經征訂數突破百萬的文學期刊的訂數猛然下降到十萬左右或不足十萬”瑐瑢,即便像《人民文學》這樣的國家級文學權威大刊,在“1992 年訂數僅有10 萬多份,相對于1980 年代初期的150 萬份的輝煌業績”,處境非常尷尬。以至于1990 年代初期“文學終結”的呼聲高漲,有關“文學死了”的余緒影響至今。同一時期,其它的文學種類卻在萌芽、生長,慢慢地占據了中國的文學版圖。新世紀初,新的文學種類終于通過互聯網浮出水面,其審美多元化格局越來越明顯,特別是2006 年幾組標志性的文學事件,更是不同文學群落之間劇烈沖突的集中性爆發。

事件一:2006 年,作協體制內的作家洪峰在街邊“乞討”,聲討文化局欠發工資。同年《南方人物周刊》做了一個專題《寫小說,掙大錢》,副標題是“網絡文學的黃金時代”,專訪“天下霸唱”“當年明月”“孔二狗”“血紅”“慕容雪村”“赫連勃勃大王”等當紅網絡作者。兩起事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呈現出不同的文學生產機制下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世界”。

事件二:2006 年初,以“80 后作家”韓寒和評論家白燁為中心,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轟動文壇、牽涉多人的文學論戰“韓白之爭”。這場論戰的導火索是評論家白燁認為,“‘80 后作家’寫的東西還不能算是文學,只能算是玩票”,并點名批評“80 后作家”代表韓寒的作品“越來越和文學沒有關系”。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他們很少在文學雜志亮相,文壇對他們不了解,他們‘進入了市場,尚未進入文壇’。”此番評論引發韓寒的反擊,他在新浪個人博客上回應“文學不文學,不由文壇說了算。文壇是個屁。”雙方在博客展開的論爭迅速吸引了韓寒的粉絲及一批文化人的圍觀,隨后雙方“親友團”的互掐更將這起論爭演變成為一場“文學混戰”。歸根結底,這起論爭的焦點在于雙方陣營都堅守各自的文學理想,對彼此間的文學審美觀念不認同。

事件三:2006 月,陶東風在其新浪博客發表文章《中國文學已經進入裝神弄鬼時代》,以《誅仙》為例說明當下玄幻文學不同于傳統武俠小說的最大特點是“專擅裝神弄鬼”,引發《誅仙》鐵桿粉絲的諸多不滿。隨后《誅仙》作者蕭鼎在其新浪博客發表回應文章《究竟是誰在裝神弄鬼?

回陶東風教授》,稱“我的書,原也不是因為要給教授看完給于評語并獲得所謂認可而寫的……先別說代表那大過天的中國文學,在我看來,《誅仙》只是一部得到許多朋友喜愛的作品而已。”此次“裝神弄鬼”之爭,沒有演變成類似“韓白之爭”的文學事件,然而在文章評論區仍不時可見其支持者和反對者的聲音。

從這三組文學事件中可以發現,這些爭論顯示出的是不同的文學審美評判標準和文學觀念的沖突,特別是主流文學批評家、研究者和新生的原創網絡文學群落之間的觀念沖突。當下正在興起一種令主流文學圈望而生畏的力量“大眾粉絲”,無論是“寫小說、掙大錢”的網絡大神,還是韓寒、蕭鼎等人,其得意、“狂傲”的資本背后正是“粉絲文化”和“粉絲經濟”。當文學評論家和研究者用“經典詩學”的觀念來解釋當下的文學生產活動,運用文學“審美權力”對作品從詩性品質和審美層面進行文本分析并作出價值評判時,顯然新生代作家及其粉絲并不認同這種“審美權力”的判斷,其創作也好,閱讀也好,并不遵循主流文學圈的審美判斷邏輯。這些被都市流行文化、新媒體文化喂養的“80 后”“90 后”甚至“00 后”們,擁有一套自身的審美觀念,其對傳統文學的“反叛”“不買賬”姿態往往令許多主流文學界的批評家和教授們“瞠目結舌”。“粉絲文化”中的作家和受眾們確實沒有進入主流文壇,但他們在自己的文學版圖上插個旗子,主張、標榜著他們自己的文學“審美權力”。

這種情況并不僅僅發生在主流文學圈和以“80 后”為代表的網絡文學作家的碰撞中。“打工文學”被納入主流文學圈的過程便是非常值得回味的個案。王曉明在“六分天下”的中國文學版圖中,也很難說清“打工文學”究竟屬于哪一種文學類型。它既不是很“純”的嚴肅文學,也很難說是“新資本主義文學”,與當下時髦的網絡文學相比也似乎有差距,但它的確是真實存在的文學群落。1980 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紀初,“打工文學”以打工雜志為載體在珠三角都市流行文化中紅極一時,擁有自己的讀者、受眾和“粉絲”圈。新世紀以來,打工文學逐漸獲得主流文學“審美權力”的認可,進入主流文學的殿堂。有意思的是,打工作家大部分對自己作家身份前面冠以的“打工”二字感到不滿,認為是主流文學圈的一種“歧視”。在渴望文學成就得到認同的他們看來,在“作家”面前加“打工”二字,是主流文學圈并未完全真正地將他們這群由“打工仔”身份轉化而來的作家融入自己的群落,仍然是一種不認同的姿態。而打工作家存在的這種認識,一方面,可看出他們對被主流文學圈認同是非常在意的;另一方面,他們覺得主流的“不認同”還表現在對其作品文學性和審美性的貶低和批評。比如當南帆提出“打工文學需要深化”時,激起了部分打工作家們的反駁“‘打工文學’不需要深化”。在走向主流文學的過程中,出于生存的考慮,一部分打工作家認同了主流文學圈的“審美權力”,但并不認同主流的文學評價標準,尤其是僵化保守的文學評價體制;另一部分打工作家在置疑中逐漸將主流文學的承認置之度外,走上了商業文學和網絡文學的道路。雖然“打工文學”沒有完全被納入主流文學圈并走向了分化,但對主流文學圈“經典詩學”觀念下的評判體系表示出的失望是須要重視的。

主流文學權威的“審美權力”也在“粉絲文化”時代逐漸失效,以追求“純文學”或“嚴肅文學”為己任的主流文學再也無法重現1980 年代“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轟動效應。

其中一個事實是面對當下,尤其是新媒體時代新鮮而復雜的文學經驗,傳統“經典詩學”觀念和文學理論的解釋力越來越捉襟見肘,甚至文學評論界常常被批評處于“失語”狀態。王曉明對中國文學“六分天下”的劃分可能并不準確,但為方便認識研究對象提供了一種“法門”。筆者認為,當下的中國文學再不是鐵板一塊,越來越多“非主流”文學現象正帶著各自的審美趣味和主張不斷來襲,文學評論界在“粉絲文化”時代,對任何文本作出的價值評價都要非常小心,不能因理論很多就“強制闡釋”或做“無效闡釋”。

 “文化現場”:一種新范式的思路

“互聯網”時代基于文學和影視、游戲、動漫等產業的跨界整合,給代寫文學畢業論文帶來了多種可能性。當代的中國文學版圖還在變動中,人們沒法預料未來的文學樣態將會發生什么變化,但可以想見,未來對當下文學史的寫作會非常困難。如果繼續用“經典詩學”的觀念對當下主流文學圈自身的文學審美的“合法性”進行“經典化”,并將其串連到文學史的“作品鏈”上,那么,當下文學鮮活的異質多樣化元素將會被遮蔽,久而久之將形成自我封閉的小圈子,無法在公共話語平臺實現有效的交流,基于自身審美立場的文學史“經典”評價對于當下的文學創作活動來說就沒有意義。

面對當下復雜多樣的文學版圖,文學研究該如何切入呢?

在重寫文學史的討論中,一些學者開始重新審視以往的文學史觀。高小康曾提出文學史應該是“作品鏈和敘述語境發展演變的歷史”瑐瑥,提醒我們要關注文學作品鏈背后的“活動史”,并認為“文藝理論研究需要從經典的、普適性的理論觀念到非經典的多樣性理論觀念的轉變”瑐瑦,建立一套“非文本詩學”瑐瑧。為此,筆者在此基礎上嘗試提出“文化現場”的思路,以探討一種新范式的可能性。所謂“文化現場”是指對文學活動的各方面進行整體性考察分析,從文學文本拓展到文學發生的現場。

“文化現場”有點類似于“文化考古學”的思路。當器物發掘出來時,考古學家不僅僅關心器物的形制、花紋、材質、審美、年代等方面的問題,還須要關心器物發現時的位置位于哪個“文化圈層”等問題,并用“出土文物”和“傳世文獻”相結合的方法,探討器物在它被使用的年代如何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以此深入到人類歷史文化發展的歷史斷面。如果把文學作品比作考古器物,“文化現場”思路下的文學研究不僅要關心文學文本本身,也要對文學文本誕生的環境作整體性考察,而不是急于用自身“審美權力”的判斷對文本作出價值評判。對此,筆者認為應該從三個方面來理解“文化現場”。

首先,就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現場”的思路意味著把文學關注的對象從少數固化的文本擴展到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域。“文化現場”思路下的文學研究的對象不再限于主流文學圈的嚴肅文學或純文學創作,或是獲得主流文學“審美權力”認同的文學創作,而是拋開“美學合法性”認同的偏見,關注當下中國文學版圖中最大的“文化現場” 所有值得研究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創作活動。正如韓寒、郭敬明等“80 后作家”,不論他們有沒有進入當代文壇,有沒有獲得主流文學圈的接納,其文學創作活動不可否認的是當下文化現場的一部分。此外,還有正在形成的一種“互聯網”時代的文學,無論是“盛大文學”,還是收購到騰訊旗下的“閱文集團”,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發生顛覆性的變革,文學正從封閉的個性化寫作轉向為讀者、粉絲寫作,構成了龐大的文學產業鏈,文學更傾向于“文學產業”,而不再是古典文學時代精雕細琢的傳統工藝。

其次,就研究范式而言,“文化現場”的思路要求我們從以文本、理論為中心的靜態研究轉到對文本誕生的歷史環境、文學生產等“現場”的動態研究。這不等同于文學史教科書上簡單的時代背景、文化背景等泛泛的交待,而是深入到具體的文學活動的內在機理中,把文學活動當做產業來看待,留意其一整套的運作機制和運行環節。作家進行“文學生產”時,其文本內容、傳播渠道、文學受眾(包括普通讀者、粉絲和批評研究者)以及所有環節背后的文學生產制度,加上文學的社會文化語境,便構成了文學的文化生產機制。以往的文學研究中,人們只關注那些浮出水面的經典之作。因為“經典”評估體系對“商業文學”的蔑視,商業小說等只能是“稗官野史”。如中國古典文學史中的“唐宋八大家”都是將政治才華“售與帝王家”的官員,其余的大部分作家也都不是專職從事寫作的“業余作家”。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研究都忽略了創作者是如何生存的,好像作家不需要吃飯,不需要養家糊口。情況到今天發生了逆轉,在純文學時代是生產決定消費,而受眾時代則是消費決定生產。如《荷馬史詩》是西方文學源頭的經典文本,同時也是西方古代的“口頭消費文學”。如果說純文學時代的文學賣場是以主流純文學期刊為平臺的“供銷社”,受眾時代的文學賣場則是以各種新媒體為平臺的“文學超市”。文學生產機制的變革,帶來了“文化現場”各個環節的變化,這就須要研究者對各個環節進行分析觀察而后形成整體性的研究。

最后,就研究理論和方法而言,“文化現場”的思路意味著須要將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結合,從經典文本分析與理論闡釋方式轉向跨學科的研究路徑,大膽借鑒文化研究、文化人類學、文學社會學和媒體文化研究的相關理論與方法。當前,有學者擔心文學邊界過于擴大而失去了文學的本質屬性。從西方文化研究的發展趨勢來看,文化研究的相關理論和方法最后都被各個學科“收”了回去,不但沒有喪失自身的學科屬性,反而使研究思路和視野更加開闊。

比如文化人類學研究強調“現場”的田野調查,本身就暗含著價值中立的立場,即研究者對自身所處的價值立場和文化觀念保持審慎的檢視,不以自身的文化規范和價值尺度來評判他者或要求他者,而是跳出自身立場的局限,以一種“理解”和“同情”的態度來看待研究對象。從當下中國“文化現場”的發展趨勢來看,“粉絲文化”時代已經來臨,用傳統理論闡釋文本的研究方法已經不能給出合理的解釋。比如玄幻仙俠小說《花千骨》,單從文本本身看不出有何過人之處,甚至連它的部分粉絲都批評其語言、文筆粗糙,情節幼稚,過于“瑪麗蘇”,但還是阻止不了該小說在網絡的紅火,以至于改編的同名仙俠劇在電視臺還未播完,就在優酷的網絡點播中超過兩億次,一時成為“現象級的優質內容”產品。“互聯網”時代的跨界整合已經成為時尚,如果不尋求文學研究方法的新突破,文學研究者將無從下手,更不用說和當下文學進行有效的“溝通”。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文學的自然美學的“合法性”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而文學“經典”的形成過程實質是運用“審美權力”對文本作出的正確價值評判。“文化現場”的思路并非簡單地否定“經典詩學”觀念的文學研究方式,而是在原有觀念和方式的基礎上,拓展當下文學研究的視野。

面對當下中國文壇“審美權力”多元化的局面,當下的代寫文學畢業論文研究最緊迫的不是尋找“經典”并急迫地進行審美價值評判,而是研究當下的中國文學究竟發生了什么?或正在發生什么?作為文學研究者介入當下文學生活的一種方式,我們不僅要關注這些文學文本為何在這個時代流行,也要關注這些文學文本在這個時代流行的發生機制。

注釋:

陳美蘭:《當代文壇的“經典化焦慮”》,《長江文藝》2014 年第期。

②④⑤王乾坤:《經典誰說了算》,《讀書》2015 年第期。

瑐瑥高小康:《作品鏈與活動史對文學史觀的重新審視》,《文學評論》2005 年第期。

Benton TCraib L.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The philosophicalFounations of Social Thought. New YorkPalgrave2001. P80 -90.

⑦⑧ [德]康德:《審美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74 頁,第50 頁。

http/ / wenku. baidu. com/ view/1060319b51e79b896802261d. html2011 -06 -09

瑏瑡瑏瑢曹順慶:《話語權與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3 年第期。

洪子誠:《中國當代的“文學經典”問題》,《中國比較文學》2003 年第期。

高小康:《文學想象與文化群落的身份沖突》,《人文雜志》2005年第期。

王曉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11 年第期。

陳祖君、王立新:《論作為文化傳播媒介的1990 年代文學期刊》,《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期。

李明德:《當代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文學期刊研究》,蘭州大學2006 年文學碩士論文。

何真宗:《“打工文學”不需要深化》,http/ / blog. sina. com. cn/s/ blog_4b52a3510100e75q. html2009 -08 -19

高小康:《文藝生態與文藝理論的非經典轉向》,《文藝研究》2007 年第期。

高小康:《非文本詩學:文學的文化生態視野》,《文學評論》2008 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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