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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論文代寫
《典論·論文》的文體學思想及其文化意蘊
作者:天天論文網 日期:2018/7/30 10:57:07 點擊:

魏晉時代歷來被人們認為是中國文學自覺的時代,而《典論·論文》作為我國文學批評史上較早的一篇專論,更被看作是中國文學自覺的開始,成為曹丕研究的熱點和重點,一直以來受到學術界的密切關注。關于里面涉及的理論內涵,眾多批評史著作以及學術論文都有提及,主要從批評方法論、流派論、作家作品論、文體論、文氣論和文章價值論等六個方面進行多角度、多層次地全面論述。然而很少有人單獨以其文體論作為側重點進行深入細致地探究。基于這種現狀,筆者擬從文體語體特征、分體歸類方法以及體類順序與文化觀念等方面對這篇專論所蘊涵的文體學思想和傳達的文化觀念進行深入探析。

一、中國古代文學文體學觀念的濫觴

從先秦開始,人們的文章著書中便有了潛在的文體分辨意識,如《尚書》一書的諸多篇章中根據不同的行為方式和使用場合分為謨、誥、誓、命等類;東漢蔡邕在其《獨斷》一書中將下行的詔令文分為策書、制書、詔書和戒書四類,將上行的奏議文分為章、奏、表和駁議四類,并且對每一類文體的體制要求都作了詳細說明。綜觀這些著作所涵蓋的內容,或是文件匯編,或是公務文體,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理論。班固在《漢書·揚雄傳》一書中著述揚雄的觀點時按照經、傳、史篇、箴、賦、辭的順序進行敘述,字里行間都暗含著作者的文獻分類觀念和文體分類觀念,然而也只是以排比的形式將揚雄的各種著述并列排序,而沒有作出理論上的說明,因此沒有作出文體學意義上的類型區分。

《典論·論文》的文體學思想及其文化意蘊

嚴格意義上來講,中國古代關于文學的文體學觀念應該真正開始于曹丕。他在《典論·論文》這篇專論中首次提出了文體的分類問題,將各種文體分為“四科八類”:“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1]P158  對各種文體的寫作要求或風格特征作出了大致的規定和概括,“本同”即把這些風格各不相同的文章看成一個整體,從而有了整體的文學觀念。此后西晉的陸機在其《文賦》一書中論述道:“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1] P171  把文章分為十體,并且從這十種文體的藝術特征來闡述文章的體制風格,顯然是對曹丕文體論的繼承和發展。到了南朝劉勰,其《文心雕龍》體大思精,更是將“文”“筆”分為八種類型三十五種文體,分別是:騷、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和記。全面而又系統地闡述了各種文體的名稱、特點、風格特征及其發展和演變過程。在此基礎上,之后的文學批評家在劃分文體時更加具體,多達一百二十七種。

因此,可以說中國古代文體學的觀念濫觴于曹丕的《典論·論文》,很多關于文體學的思想都能夠在這篇文章中找到源頭,對于構建中國古代文體學的理論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文體源于五經

曹丕以“夫文本同而末異”一句作為其文體論思想的總論,他的“文”涵蓋了“四科八體”的所有文章,而“本同”便是這些文體的共性。簡潔明煉地表明了自己的文體觀念,即所有文體的本源和本質都是相同的,都源出于五經。這種觀念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源于中國古代早期的哲學觀。古人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看做是一個整體,這些事物都是由一個本源發展演變而來的。老子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P46 體現了道家的哲學本體論思想,“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是自然萬物得以產生的根源。儒家最初以“天道”觀為其哲學本體論,到漢代發展為“天人合一”的思想,雖然思想有所變化但都秉承著世界只有一個本源的根本宗旨。而文學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這種早期的一元論的哲學本體觀反映到文學上來便同樣堅持著一元的觀點,認為所有文體的本質本源都是相同的。

其次是“通古今之變”的文學觀念。中國古代著書立說都喜歡追本溯源,因此“文源五經”的說法由來已久,并且得到了很多文人作家的認可和繼承。揚雄在《法言》一書中稱:“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3]P5  班固在其《漢書·揚雄傳贊》中認為:“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4]P1176  在其之后的摯虞在創作《文章流別論》中更是始終貫穿著“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的思想方法。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的創作中同樣堅持“原始以表末”的研究方法。諸此種種,都把“五經”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上,而認為文章大多來自于“五經”。

最后是源于曹丕個人對儒家五經的精通與重視。這一點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有所表明,如《與吳質書》中寫道:“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5]P8 在《典論·自敘》中寫道:“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5]P12  此外,他命令桓范,劉劭等收集五經群書,分門別類,編撰類書《皇覽》。凡此種種,皆表明曹丕的思想是繼承儒家傳統的,因此,他的“本同”一說即所有文體都來自于儒家五經。

三、化繁為簡、繁瑣細分的分類方法

曹丕將文體分為四科八體。“四科” 指的是奏議、書論、銘誄、詩賦。根據文體之間的相似性,兩兩相并來論述。以“四科”來概括各種文體,采用的是以簡馭繁,以類相從的分類方法,這種以文體形態為主的的類從分類法,使得中國古代的文章學術從散亂走向整一。“八體”分別指:奏、議、書、論、銘、誄、詩、賦,而用“八體”來分述各種文體,則采用的是繁瑣細分的分類方法。相比之下,后者則更能體現出古代文體的文學性特征。

(一)文體排列順序

在文體排列順序方面,曹丕按照文體的語體區別采用“先筆后文”的排序方式,代表了一種漢末魏初人的文學觀念。排在首位的是奏議,然后是書論,接著是銘誄,最后是詩賦。這種文體順序表明在他看來不同文體的地位其高低是不一樣的。奏議書論等文體皆為“無韻之筆”,與國家政治密切相關,這類文章的價值和社會功用是其他文體所不可比擬的,因此在諸多文體中放置在前面。而詩賦等“有韻之文”,是“純文學”,更多是表達個人的情感價值,與國家政治相比,是小眾的情感,因此將其放置在最后。從這一點來看,雖然曹丕對文體有了初步的探索,但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文化典籍作為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無疑也是以一定的秩序性為指導。三國時期魏國的魚豢在其《典略》中描述繁欽“既長于書記,又善為詩賦”,[6]P449  先言書記后說詩賦;宋人真德秀在編撰《文章正宗》一書時同樣采用“先筆后文”的文體排列順序,其《文章正宗綱目》言:“漢世有制,有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于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為重,故今以為編之首。”[7]P106 因此把“辭命”這一類文體置于開篇;元人蘇天爵在編寫《國潮文類》時將詔敕、冊文、制等下行的文體放置在奏議、表、箋等上行的文體之前,同樣表明了古人的這種傳統的文體觀下所反映出來的國家政治教化、等級尊卑的宗法觀念。

(二)文體風格

語體作為文體的四個結構層次之一,鮮明地反映著特定文體的語言風格特征。因此,中國古代的每一種文體都有一整套自成系統的語詞。[8]P9 從《典論·論文》開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家便有了辨析各種文體的語言風格的意識。

《典論·論文》中明確以“體”為中心,并表明“文非一體”,從“文體”這一角度出發,認識到了文學體裁的多樣性與風格功能的差異性。所提出的“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的觀點,用“雅”“理”“實”和“麗”四種不同風格的詞語來概括這四種類型八種文體的寫作要求和風格特征,雖然用詞簡單,但其把握是十分準確精當的。

奏議類文體作為一種公文類文體,是臣下上呈供統治者閱覽的一類文書。最初產生于堯舜時期,當時采用的是言語行為方式上奏而沒有書面憑證,到了商代開始出現文書上奏的形式,之后經歷了春秋戰國的發展,到秦朝開始演變成為一種文體的總稱,漢代“奏”“議”兩種文體并列相稱,指代兩種略有差異的不同的文體,同時新增了章、表兩種文體。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首次用“奏議”一詞來概括漢代章、表、奏、議這四種本同末異的文體,考慮到這類文體的社會功用加之使用對象的身份的特殊性,選用“雅”字來概括此類文體的語言風格特征,并且在論述時將其置于其他三類文體之前,大大提高了奏議的文體地位。

書論類文體作為一種議論性文體,以“說理”為其主要特征。東漢王充《論衡·對作》云:“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9] P146  由此可知這種文體最初盛行于漢代,主要受東漢時期文士寫作子書和論說文以及清談辯論文氣的影響,代表作品有揚雄的《太玄》和《法言》。許多文士根據其寫作特點和要求對其風格特征進行了說明,如王充曾在《論衡·超奇》論述道“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9]P134;徐干在《中論》篇云:“君子之為論也,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10]P135  雖然時人多有說明,但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的“書論宜理”一說,是他對當時人們所提出的有關書論類文體創作特征的高度概括。

銘誄類文體屬于記敘性質的文體,主要是一些記述死者經歷表示哀悼和歌功頌德的文章,同樣盛行于漢代。桓范《銘誄》篇記載:“漢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11]P271 由此可知漢魏時期送葬風氣奢靡,對死者生前的行事作風缺乏真實記錄,加之曹魏“尚實”的政風,因此曹丕強調這類創作必須以“尚實”為寫作原則。

詩賦類文體屬于抒情性質的文體,屬于純文學,雖然曹丕在文體分類的排列順序上將詩賦二體排在了最后,但他所提出的“詩賦欲麗”的觀點,將“詩賦”區別于其他文體而單列一類,并且指明其具有“麗”的審美特征,認識到了詩賦這類純文學作品與其他應用性文章的本質區別,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因此下面將單獨論之,以表示其影響重大。

(三)詩賦欲麗

曹丕在其眾多文章中對“詩賦”二字多有提及。

《典論·論文》論及作家作品論時,首論“王粲長于詩賦”[1]P158;《與吳質書》中稱贊劉楨“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5]P8;《與王朗書》云“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百余篇。”[12]將詩賦與《典論》這一文學批評史巨著相提并論,其對詩賦之重視程度足以見之。

曹丕所提出的“詩賦欲麗”的觀點,是文學批評史上純文學發展的一大勝利。以“麗”來概括詩賦的風格特征,將詩賦從政治、功用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來,是對以往重教化、重功利、重實用目的來評判文章價值的認知方式的一種突破,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地位獨立的開始。魯迅先生在其《魏晉風度與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對此予以高度評價:“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13]P491可見,如果沒有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有比較明確的認識,是不可能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如此細致區分的。

“詩賦”二體與那些和國家政治功名相關的奏議、書論、銘誄相比,只能放在末位。因此,在這種文體排序背后滲透著一種內在的尊卑有序的宗法等級觀念。

綜上所述,曹丕《典論·論文》提出的“本同末異”和四科八體的分類的觀點涉及到文體學的文體語體特征、分體歸類方法以及體類順序等諸多方面的論述,是中國古代文體學的雛形,雖論述簡潔且不夠完備,但開創了文體論研究的先河,同時其中暗含著魏晉時代文人的宗法觀念以及文化觀念,因此是我們研究魏晉時代文體學和文化學的一篇力作。

曹丕在論述這四類八科的文體特征時都考慮到它們的功能特征,在此之后,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以及唐宋類書中都有從語言風格的角度來辨析不同文體的語體特征及其功能,因此這種論說思路逐漸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家在論及文體時的習慣性思維方式。

四、文體分類蘊涵的文化意蘊

文學作為一種人學,是一定時代社會生活的反映,同時也蘊涵著那個時代特有的文化意義。曹丕所采取的“先筆后文”的文體排序規則體現了魏晉時代濃厚的文化觀念,即中國古代士人特殊的精神文化觀念。《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三不朽”之說是傳統儒士所奉行的人生價值觀。在他們眼中,立德與立功是首要的,立言雖然也可“不朽”但卻置于二者之下處于末流的地位。在與此相似的“孔門四科”—  —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中,“文學”同樣處于最后的地位。曹丕作為一個文學家的同時更重要的身份是作為一個政治家,難免會考慮文章的社會功用,把文章提高到與國家大業同等的地位。[16]  因此,在曹丕的觀念里雖然文章寫作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然屈居于立德,立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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