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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學論文代寫
仁宗朝政治恐慌研究——以石介之死為切入點
作者:王魁 日期:2019/1/20 8:38:35 點擊:

摘要

 

政治恐慌是朝廷在面對可能的危機狀況時表現出來的一種緊張狀態,面對政治恐慌,朝廷會采取一些非常態的措施以解決可能出現的危機。慶歷五年石介的去世本來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件,然而就是這樣一眇小丈夫的死卻引起了仁宗的關注。通過對石介之死這一事件的梳理,可以發現,石介之死一案的過度處理反映了仁宗朝當時面臨的政治危機。寶元元年之后,仁宗朝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壓力,當時國內各地災異不斷、盜賊蜂起,而朝廷中朋黨之爭也愈演愈烈。與此同時,宋夏和平關系開始破裂、宋夏戰爭打響。伴隨著宋夏戰爭的發展,宋遼關系也變得不穩定,由此北宋被迫與遼朝簽訂了新的合約。盡管在慶歷五年石介去世之時,北宋面臨的這些政治危機都已得到不同程度的緩解,但通過夏竦等人對石介之死的解讀,朝廷的恐慌氛圍又一次上升,由此導致仁宗下詔查驗石介生死虛實,而范仲淹、富弼等人也遭到貶斥。以石介之死這一事件為切入點,可以更為生動地觀察到仁宗朝在面對政治危機時表現出來的政治恐慌。通過對仁宗朝政治恐慌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站在宋人的立場上理解時人在進行政治決策時的取舍,由此也有助于我們理解仁宗朝的政治文化。

 

關鍵詞:政治恐慌,仁宗朝,石介


 

 

ABSTRACT

 

 

 

Political panic is a state of tension in the face of possible crisis situations. In the face of political panic,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some unusual measures to solve the possible crisis. The death of Shi Jie in the Qingli periods of five years was an ordinary event, but the death of "a little husban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nzong. By analyzing the death of Shi Ji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excessive handling of the death of Shi Jie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crisis faced by the Renzong dynasty. After 1034, the reign of Emperor Renzong came under severe political pressur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many disasters and thiev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lique faction in the court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ense. At the same time, the peacefu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ng and the Western Xia began to break up and the war star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ng and the Western Xia w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ng and Liao became unstable, and the Song was forced to sign a new contract with the Liao. Although these political crises faced by the Song dynasty had been alleviated to varying degrees by the death of Shi Jie, the panic atmosphere in the imperial court rose again through Xia So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ath of Shi Jie. As a result, Renzong investigated event of Shi Jie's death, while Fan Zhongyan and Fu Bi were also denounced. Taking the death of Shi Jie as the entry point, we can observe more vividly the political panic of the Renzong dynasty in the face of political crisis. By studying the political panic of the Renzong dynasty, we can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choices of the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Song people, and thus we can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Renzong dynasty.

 

 

Keywords:Political panicRenzong dynastyShi Jie


 

 

緒論

 

一、選題背景及意義

 

宋仁宗慶歷五年(1045)七月,被后世譽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兗州徂徠

 

家中去世。逝者長已,生前的恩怨自當隨風而去,然而,在石介生前即已銜介甚

 

夏竦,此時雖遠在并州任職,但聽聞石介的死訊后,卻向朝廷報告稱介實不死。更

 

聳人聽聞的是,在夏竦的報告中還牽連出了時為京東路安撫使、知鄆州的富弼。夏竦稱:

 

弼陰使(介)入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夏竦的這一事后被證明無根之談的報告,

 

在當時卻引起了朝廷的疑慮,仁宗即刻下詔核實石介的生死,與此同時,富弼、范仲淹

 

等人被罷安撫使職任。此后范仲淹漸漸遠離了北宋朝政中心,而其領導的慶歷新政也宣

 

告結束。可以說,石介之死不僅僅代表了一個生命的結束,也深刻影響了仁宗朝當時的

 

政治走向。奇怪的是,石介在世之時為官不顯,而其主要政治參與也大多限于他任國子

 

監直講之時,所以石介本人政治影響力有限。然而就是石介這一眇小丈夫卻激起

 

了當時朝廷的巨大政治波動,因此,探究石介之死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本身便是一個

 

有意義問題。

 

然而,比起探究石介之死及其影響更令人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為何這樣一件政治

 

鬧劇會在這一時期出現并且還在事實上影響了仁宗朝的政治走向?以我們今人的后見

 

之明來看夏竦給宋廷的報告,可以說荒誕不經。然而,我們認為荒誕的消息卻被宋廷在

 

一定程度上采納且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因此,這一消息在宋人看來或許并不荒誕(至

 

少宋仁宗有所懷疑)。所以我們有必要站在同情之理解的立場上,回到石介之死發生時

 

的歷史現場,還原當時人們真正的所思所想,理解他們面對石介之死的不確定性所帶來

 

的政治恐慌,這是本文的根本目的所在。

 

宋仁宗是宋代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而仁宗在位的這一時期可以明顯地分為

 

兩個階段。從天圣元年(1023)到寶元元年(1038)這一時期為第一階段。石介曾熱切

 

地贊頌這一時期皇宋運熙泰,四圣崇道德。百蠻皆臣順,萬物遂生殖。七八十年間,

人不聞金革。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天下承平的局面卻被之后的宋夏戰爭所打破。

 

1038 年之后,隨著宋夏戰爭的爆發,仁宗朝的政治局勢日益緊張,進入了仁宗朝的第二

 

階段。宋夏戰爭中宋方屢吃敗仗,與此同時,宋遼關系也因宋夏戰爭而變得不穩定;而

 

潛伏在宋朝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也一并迸發,朝堂上朋黨之爭愈演愈烈,朝堂下游寇之

 

患層出不窮。隨著宋夏、宋遼和議的達成,仁宗朝似乎再一次迎來天下承平。然而,

 

這一時期的宋廷卻要面對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立儲。可以說 1038 年之后的仁宗朝

 

朝政便處于不斷的內憂外患之中。而不斷的內憂外患也使第二階段的仁宗朝處于一種巨

 

大的政治壓力之下,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壓力下直接促成了仁宗朝的一系列政治改革,

 

也激發了一大群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理想的士大夫的政治參與。

 

但同樣不可忽略的是,這樣的一種環境無疑也為政治恐慌氛圍的傳播提供了絕佳的土

 

壤。而石介之死之所以能夠被人利用且產生實質影響,無疑跟仁宗朝此時的政治氛圍息

 

息相關。因此,研究石介之死這一事件,我們不僅要搞清楚這一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

 

更為重要的是,要通過這樣一件仁宗朝時期的過激政治事件來管窺當時的政治環境,以

 

期能夠達到對仁宗朝更為全面的認識。

 

 

 

二、研究綜述

 

 

(一)本文的研究內容主要分為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全面地梳理石介之死

 

這一事件。其中涉及的主要問題有石介早年的交游、石介的政治立場、夏竦與石介關系

 

之演變、慶歷新政中的黨爭等等。相較而言,正如我們印象中的石介總是以宋初三先

 

之一的形象出現,所以學界對石介的研究也大多只限于對石介思想的研究,尤其是

 

其鮮明的反佛立場和民族主義立場更是成為當今學術界研究的熱點。然而此類研究大多

 

只限于從思想史的角度來分析石介文章所反映的思想主題,對理解本文所要探討的仁宗

 

朝政治氛圍幫助甚小。不過也正如我們上文看到的,石介本人其實與仁宗朝政治尤其是

 

慶歷新政有著密切關系,因此,學術界也有部分文章關注到了石介與仁宗朝政治的關系,

 

具體而言有:

 

潘富恩、徐慶林的《論石介》,作者從石介的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兩個角度出發,

 

分析了石介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進步思想觀念。作者認為正是由于石介身上所表現出來的

 

進步觀念,所以石介站在了范仲淹等人的立場上,對慶歷新政采取支持的態度。然而作

者也承認,他們的文章發表的時代,石介研究正處于開始階段,對石介的研究其實并不

 

充分,且作者對石介研究的焦點也集中在其作為一位思想家的立場上,因此與石介相關

 

的很多重大歷史事件,作者并未深入涉及。

 

王京生、張傳功的《從夏竦告變看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研究的事件便是本

 

文所謂的石介之死。正如文章標題所顯示的那樣,作者認為慶歷新政的失敗,直接

 

原因就是夏竦告變。作者在文章中詳細地分析了夏竦告變的始末及其原因。作

 

者認為夏竦告變是新黨與舊黨矛盾激化的產物,同時由于新黨在政治上失去了仁宗

 

的信任,所以慶歷新政最終走向了失敗。作者這樣的觀點,也正是當今學術界對慶歷新

 

政失敗原因的普遍認識。但單就夏竦告變這一事件來說,作者的分析卻忽略了當時

 

宋朝面臨的外部環境威脅,也即遼與西夏對宋朝邊境的威脅。否則夏竦的告變介實不

 

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便沒有一點意義。

 

李峻岫的《石介交游考》詳細考證了石介的交游對象,并將其分為門生師友和宰執官僚兩類人群。通過作者這種基礎性的考證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到石介本人的活動領域,同時也可以直接地看到石介與范仲淹和夏竦等人的恩恩怨怨。盡管作者并沒有進一步分析石介本人的政治活動,且作者的考證難免有靜態觀察之嫌,但對于本文主旨的研究還是有很大幫助。

 

張興武的《<慶歷圣德詩>與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轉型》將視角對準了石介在慶歷三年(1043 年)創作的《慶歷圣德詩》對北宋政治文化的影響。作者認為石介的《慶歷圣德詩》是北宋中期政治、學術與文學三者強力互動的結果,同時該詩的創作也標志著北宋朋黨之爭由權力之爭轉向意氣之爭。作者的這一觀察可謂十分敏銳。但該文對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轉型僅著眼于朋黨之爭的轉變上,也即儒家的政治理念開始在朋黨之論上占據主要話語權。但這種轉變與其說是整個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轉變不如說是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對政治文化的理解。而這些新黨人員盡管一度掌握了整個北宋中期的政治話語權,但他們最后終究還是失敗了,因此,北宋中期可能還存在另一種強大的政治文化,而這種強大的政治文化或許才是整個社會的主流。而這樣一種政治文化為何,也是本文要研究的重點。

 

(二)、盡管石介一度相當深入地參與到了北宋仁宗朝政治,但以石介為中心來研究仁宗朝政治的文章并不多。不過,許多研究仁宗朝政治的文章尤其是研究慶歷新政與

朋黨之爭的文章會涉及到對石介相關問題的研究,例如:

 

陳植鍔的《從黨爭這一側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敗》認為慶歷新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慶歷黨爭。作者將這時期的黨爭分為四個階段,而石介之死所誘發的夏竦讒謗便是第四階段黨爭最重要的表現,并且直接導致了范仲淹等人的下臺。同時作者在文章中也分析了北宋朋黨之爭形成的歷史背景,作者認為北宋皇帝采用異論相攪的策略無疑是是黨爭的導火索。同時由于自真宗以后,朋黨之爭與宮廷之爭糾纏在一起,由此導致北宋的朋黨之爭變本加厲,而北宋文人好持苛論,務為高名的劣根性也成為了黨爭的助推器。以本文研究的仁宗朝政治來說,作者的這些觀點對筆者啟發很大。可以說,仁宗朝后期的政治活動,黨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席位,也正是由于朋黨之爭的擴大,

介之死這一平常的事情才能夠被夏竦利用并成功地完成了對范仲淹等人的最后一擊。

 

漆俠的《范仲淹集團與慶歷新政——讀歐陽修<朋黨書>后》開宗明義地指出范仲淹等人是以一個政治集團的面貌出現的,而所謂的范仲淹集團包括:杜衍、歐陽修、石介等。他們多出身于地主階級中下層,他們在政治改革上有著共同的認識。盡管作者在文中并沒有深入介紹石介其人其事,但作者對于范仲淹集團共性的分析,還是有助于我們從另一個側面來理解石介個人的政治活動。但同時,盡管依據作者的階級劃分法,可以將石介劃入范仲淹集團,但作者這樣一種靜態的觀察其實也有它的缺點所在,即忽略了個體的特殊性所在。以石介為例,盡管石介也像范仲淹、杜衍一樣,家境貧困,但不同于他們的是,石介仕宦經歷遠遠不如他們豐富。作為一個政治家,盡管早期的生活經歷會給個人的政治選擇帶來影響,但更為關鍵的還是后期的政治參與。因此,分析石介個人的政治選擇,更重要的還是要從石介個人的政治參與著手。

 

龐小翠的《夏竦與仁宗朝政治研究》研究的主題是夏竦的個人政治活動及其與仁

 

宗朝的政治關系。就與本文關系密切的石介之死這一事件來說,作者對這一事件進

 

行了細密的梳理。作者認為之所以石介之死會被夏竦拿來大做文章,原因在于新政

 

派與保守派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筆者認為,作者的這一分析只能看作是石介之死

 

案件爆發的一個原因,而石介之死所反映出來的仁宗朝此時復雜的政治形勢也應該

 

納入到分析中。另,現存文獻中關于夏竦的記載有一些是不太可靠的,但遺憾的是作者

 

并沒有對文獻進行辨偽,此為這篇文章明顯的缺憾。

 

觀其文而知其人,對于任何一個想要研究石介的人來說,石介文集不可不看的。

而由陳植鍔點校的《徂徠石先生文集》是研究石介的必備書籍。同樣由先生生前所著,

 

周秀蓉女士整理的《石介事跡著作編年》對石介本人的事跡及其文章系以年份,同時

 

對石介的交游也作了細密的考證。正是由于先生前期的工作,所以后來的學者才能在站

 

在先生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遠。

 

另,王茜的《石介年譜》是一篇考證嚴密的年譜,對研究石介其人其事也是重要參考文章。

 

(三)、本文研究的第二個層次為,通過石介之死這一事件來管窺仁宗朝的政治恐慌,從而以一種較為新穎的視角來認識仁宗朝的政治文化。對兩宋政治文化的探討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并且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論著,盡管這些作品討論的時間段與本文所探究的仁宗朝并不完全契合,但他們的研究方法與理念卻值得筆者用心學習,因此列舉如下:

 

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關于宋代文化史與政治史的綜合研究(自序一,第 2 頁),作者對政治文化的定義是,第一

 

致指政治思維的方式和政治行動的風格(第 5 頁),由這一定義出發,作者認為宋代的士大夫時時表現出徹底改造世界的沖動“‘以天下為己任的名言恰好可以用來概括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第 6 頁)。第二,政治文化的另一涵義,即兼指政治與文化兩個互別而又相關的活動領域(第 6 頁)。從這一定義出發,作者便可以將政治史與文化史交互為用。作者對于政治文化的定義以及其在書中采用的研究方法,對筆者本文的寫作有較大的啟發。首先,慶歷年間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發展的第一個

 

階段(自序一,第 8 頁),當時積極參與政治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歐陽修、富弼等人,

 

他們在宋代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力也相當大。可以說,在他們身上政治與文化是緊密結

 

合的,因此,要理解這一時間段的政治文化,就必然將政治史與文化史相結合。其次,

 

探究仁宗朝的政治文化,無疑既要側重于分析仁宗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同時又不可不關

 

注其時代思想文化領域的變化,因此,有必要對仁宗朝的學風進行探究,只有這樣才能

 

更全面地把握仁宗朝的政治文化。

 

鄧小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在序引中提到在宋史領域中,

 

元論的認識方式,我們時時可能遇到:對于新政、變法等重大事件,全盤肯定或全盤否

定;評價特定群體政治傾向時,籠統的改革保守;此外,諸如前進——

 

退傳統——現代等等,迄今仍未完全擺脫貼標簽式的簡單提法。(第 4 頁)

 

作者的這一擔憂,也成為了筆者撰寫此篇論文的恐懼,畢竟筆者限于能力與經驗,很難

 

達到作者提出的要求。不過,作者的擔憂另一方面也為筆者指明了方向。針對本文研究

 

的主要內容來看,可以說涉及了北宋政治史上很多重要的課題。而且這些課題都有前人

 

的研究成果在,想要超越前人的認識,無疑很難。因此,便需要突出問題意識’”

 

(第 3 頁)并且,對于問題的關懷,也有利于打破各個領域之間的壁壘,相應的,

 

也可以更全面的認識仁宗朝社會,這也是本文的寫作目的。筆者認為,石介之死

 

引發的一系列事情,明確地反映了仁宗朝的政治恐慌,而這樣的政治恐慌氛圍,絕不是

 

面對石介之死所表現出來的特殊情況,反而是根植于仁宗朝的政治文化中。因此這

 

樣一個突發事件值得我們去分析其背后的整個政治文化。

 

方誠峰的《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正如作者標題所展示的那樣,這

 

本書研究的時間范圍是北宋晚期,與本文的仁宗朝毫無相關。但作者的研究對象政治

 

體制與政治文化卻給筆者很大啟發,作者的這本書在框架上強調當時的政治自身的

 

邏輯,而其論述始終圍繞宋代士大夫政治這一大主題。(前言第 7 頁)作者

 

的這一論述框架與論述主題,也被筆者所學習。同時作者在書中也對政治文化這一

 

概念進行了解釋,筆者不揣冒昧,對這一概念也運用到了自己的文章中。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一)研究思路

 

石介之死為線索,對與這一事件有關的人與事件進行重點分析。同時,以這樣的一些人和事件為中心,探究當時仁宗朝的政治氛圍,重點把握仁宗朝的政治恐慌氛圍,并且在此基礎上分析仁宗朝的政治文化。

 

(二)研究方法

 

以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法為指導,在廣泛收集史料和深入論證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學、政治學理論,采取比較、統計和史論結合等多種研究方法。在論證方法上,嚴格秉循

 

一分史料,說一分話的樸學論證傳統,此外,在現有史料闕失的情況下,輔以合理的推斷。


 

 


 

第一章:石介之死與慶歷新政

 

 

 

通過前文對石介之死事件的大致介紹,可知,石介之死之所以能夠成為被仁宗所關

 

注的問題,主要得力于夏竦向宋廷所作的報告。而夏竦之所以要拿石介之死來做文章,

 

史載夏竦是為了報一己之忿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

 

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因此,本章我們首

 

先需要梳理一下石介與夏竦的關系,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石介之死案也并非僅僅是夏竦

 

對石介的報復,按照李燾的說法,夏竦更大的目的在于傾富弼。這便是我們這一章

 

要解決的另一問題,即夏竦與富弼有何矛盾?為我們大家所熟知的是,富弼是慶歷新政

 

時朝中積極推行改革的重要一員,那么夏竦通過石介之死來做文章以達到傾富弼

 

目的,是否可以看作夏竦對慶歷新政的反擊呢?

 

 

 

第一節:石介與夏竦——道不同不相為謀?

 

 

石介為我們后世所熟知,最主要得益于他對宋代儒學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從而被

 

譽為宋初三先生之一。而石介之所以能夠獲得這一身份,自然與后世的朱熹等一大

 

批理學家的推崇息息相關。平心而論,石介在世之時,同時代的人對其的評價并不甚高,

 

且石介的從政之路也走得較為坎坷,其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便是在任國子監直講之時。

 

因此,石介本人的政治影響力并不大,何郯更直言不諱地稱其為一眇小丈夫。然

 

而就是這樣一眇小丈夫,在其死后卻掀起了一場超乎其自身影響力的政治波動,不

 

得不說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盡管石介在世之時為官不顯,但據今人研究,石介本人的交游圈卻有當時很多的政

 

壇新秀。例如,石介與歐陽修為同年進士,現存二人的文集中有多篇他們之間往來的

 

書信,由此可見二人關系之一斑。而石介與范仲淹、杜衍等關系也很密切。所以漆俠先

 

生在其文章中將石介劃歸為范仲淹集團中的一員。通過了解石介的交游圈后不難

理解,盡管石介個人的政治影響力有限,但由于石介與當時慶歷新政的重要人物之間有

 

著密切關系,由此,當石介之死被夏竦拿出來發難之時,這一事件本身能夠造成巨大的

 

影響,是跟范仲淹集團的整體影響力相關的。

 

然而,石介本人作為范仲淹集團中的一員,其在慶歷新政中發揮的作用其實有限,

 

且主要集中于教育、文化領域。慶歷二年(1042 年)夏,石介因杜衍之薦,召入為國子

 

監直講,此時正是慶歷新政的前夕,范仲淹等人正亟思振興教育,于是石介得以一展自

 

己的抱負,學者從之甚眾,太學系此益盛。然而石介本人怪僻的文風卻也影響到了當時的太學生,以至于引起了時人的不滿。慶歷六年(1046),權知貢舉的張方平就曾批評到至太學之建,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好尚,而遂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瑣為瞻,逾越規矩,或誤后學以至于朝廷屢下詔書,丁寧誡飭

 

盡管石介是慶歷新政中教育改革的積極推動者,但其真正作為范仲淹集團中的一員

 

而被人熟知,還主要得益于其在慶歷三年(1043)所作的《慶歷圣德頌》。在這一年,

 

備受仁宗信任的呂夷簡罷相,而剛剛被任命為樞密使,還未赴任的夏竦也一同遭罷任。

 

與此同時朝廷開始起用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一大批年輕且享有時譽的政治新秀。當時

 

的這一人事任命為仁宗親政以來一次較大的人事調動,而范仲淹、富弼等人被受到重用

 

也體現出了此一時期仁宗對朝政進行改革的決心。時任國子監直講的石介不禁歡呼到

 

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于是賦《慶歷圣德頌》一篇。在這篇頌中石介盛贊被仁宗重用的范仲淹、富弼為一夔一契,同時石介用大奸之去,如距斯脫這樣頗具挑釁性的話來批評那些遭到罷任之人。

 

此頌在當時流傳甚廣,蘇軾曾回憶其幼年在四川眉山時,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圣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

 

。然而這篇頌的廣泛傳播,其卻也給石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影響。與石介亦師亦友的

 

孫復在看到這篇頌時便憂心忡忡地對石介說到:子禍始于此。被石介所贊譽的范

 

仲淹在看到這篇頌后也非但沒有高興反而感嘆到:為此怪鬼輩壞了事也

 

之所以孫復、范仲淹等人對這樣一篇頌會產生不良的觀感,原因就在于石介這篇頌

 

其詞太激,從而導致被石介所抨擊的人不免懷恨在心。當時人們認為石介在頌中所

 

說的大奸之去,便是指召至國門而被罷任樞密使的夏竦。宋人記載夏竦自此與石介

 

結怨,夏竦歲設水陸齋醮,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石介’”。盡管這里的說

 

法不免有演義的成分,但其中表達出來的恨意卻是真實存在的,不然夏竦也不會在石介

 

去世后一心拿石介之死來做文章。然而這里有一個問題便是,事實上,在此頌創作之前,

 

石介與夏竦二人并無矛盾,石介在景祐二年(1035)時還曾作為夏竦的下屬。在當時給

 

夏竦的《上南京夏尚書啟》中,石介對夏竦還推崇備至。因此,此時石介為何要批評夏

 

竦且將其視為大奸

 

首先,我們可以對夏竦進行一下簡單的考察。夏竦是仁宗朝的一位重要官僚,少時

 

便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歷,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其

 

父在與契丹作戰中死去后,夏竦蔭補入仕,真宗景德四年(1007)舉賢良方正。仁宗朝

 

時期,宋夏戰爭爆發后,夏竦知永興軍,長期擔任對夏作戰的前線最高指揮。慶歷七年

 

1047)夏竦任樞密使。然而在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文獻中,大多將夏竦認定為一個

 

。例如在夏竦去世后,仁宗欲賜夏竦文正的謚號,但當時判考功的劉敞言:

 

奸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最終定夏竦的謚號為文莊。后世

 

編纂的《東都事略》和《宋史》中夏竦的傳記也都沿襲了夏竦奸邪這一說法。

 

史書中對夏竦的評價,會給我們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認為夏竦的確奸邪無疑,由

 

此,石介批評夏竦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夏竦的奸邪形象從何而來,卻是需要

 

我們考慮的問題。相比起正史當中對夏竦奸邪形象的眾口一詞,今存宋人筆記中記

 

載的夏竦形象卻豐富很多。因此,下文便試對宋人筆記當中的夏竦形象進行分析,一來

 

希望跳出非黑即白的人物評價方式,以期能夠對夏竦的評價更為客觀。二來也希望通過

 

借助宋人的記載來分析上述我們提出的問題,即石介為何要將夏竦認作奸邪

 

今存田況的《儒林公議》中,有一段關于夏竦的記載,因分析需要節錄于下:

 

劉平、石元孫既為昊賊所敗,邊威益削。時夏竦守涇原,乃拜章求罷兵柄,其

 

略曰:(前略)豈意鄰城狃于常勝,大將墜于奸謀,忽沮我師,頓增賊勢。改襲

 

犀兕,屬厭糇糧,四校驚嗟,三秦震駭。用儒不效,在理已明。(中略)又曰:

 

資性尤畏,歷官艱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罥垂蔓以殞心。

 

由是數為言事者改換其語以為謔。封章傳布,漏泄邊機,復引破膽、殞心之句

 

為怯懦特甚,示夷狄以弱,不復原其自敘歷官艱難之意。后乃詔邊臣事有干機密者,

 

并須實封以聞。竦文思精敏,善于敘事,傳其文章遍于天下,亦頗以此為累焉。

 

按:仁宗朝宋夏戰爭中,宋軍損失慘重,而長期擔任宋方前線最高統帥夏竦自然不

 

免受到當時朝中一些人士的責難。慶歷元年(1041)時,知諫院張方平就曾彈劾夏竦任

 

邊事不利空國事邊,于茲三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而

 

到了慶歷三年(1043)朝廷任命夏竦為樞密使時,《長編》記載此舉引起臺諫強烈反對,

 

交章論到竦在陜西,畏懦茍且,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眾人之言。(中略)又元

 

昊嘗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為賊所輕如此。從上文田況的論述來看,其認為

 

夏竦受到當時人的非難,并非完全由于邊事不利,而更重要的乃在于夏竦的上奏被言事

 

者所改動從而引起的誤解。考慮到田況和夏竦的關系,不難推斷,田況在此的論述不免

 

有為夏竦脫罪的嫌疑。但田況所說的事情卻也絕非空穴來風。上引臺諫官的論述,李

 

燾在其記載中也并不確信,他在注中便寫道:此段當廣求臺諫章疏。一一出其姓名,

 

乃善。但通過田況與李燾各自的記載可以明確一件事:夏竦由于在宋夏戰爭中指揮

 

不利,所以導致其個人在朝中的聲望日削,甚至成為當時臺諫官的眾矢之的。

 

上文中臺諫官中所說的元昊三千購夏竦頭的事情,孔平仲的《談苑》記載甚詳,

 

現移錄于下:

 

夏竦嘗統帥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為西平王。

 

元昊使人入市買箔,陜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佯為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

 

喜,以為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

 

錢兩貫文。比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喧播遠近矣。竦大慚沮。

 

按:此段文字中賞錢兩貫文與上文的三千之不同,自然是由于故事的傳播而導致的

 

偏差。但孔平仲的記載中有幾處疑點,按《長編》記載,寶元二年(1039)六月壬午

 

削趙元昊官爵,除屬籍,揭榜于邊。募人擒元昊,若斬首獻,即以為定難節度使。元昊

 

界蕃漢職員能帥族歸順者,等第推恩。而此時夏竦確實正統帥西伐,但不同的

 

是,揭榜塞上是朝廷的詔令,因此作為前線官員的夏竦只能奉命執行。且詔書中指出若

 

斬得元昊頭即賞定難軍節度使,并非孔平仲所寫的爵為西平王。同時李燾在注中引

 

用《呂氏家塾記》云當時判大名府的呂夷簡聽到朝廷的詔書后大驚,于是上奏到“‘

 

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御外國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

 

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由此可以推斷,當時所謂的指斥之詞很有

 

可能便是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之類的話。而朝廷這一次的政策失誤,反而讓

 

夏竦背上了為賊所輕的指責。在這件事上,夏竦多多少少有些無辜。

 

通過田況與孔平仲二人筆記中關于夏竦的記載,可以推斷,宋夏戰爭對夏竦形象的

 

影響很大,而夏竦在戰爭中的一系列表現也確實給時人的批評留下了口實,這當然也會

 

成為石介批評夏竦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沈括在其《夢溪筆談》中記載了幾件有關夏竦的事情,這些事情或許有助于我

 

們對夏竦形象的理解:

 

夏文莊(夏竦)性豪侈,稟賦異于人,才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

 

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

 

以數千兩綿為之。常服仙茅、鐘乳、硫黃,莫知紀極。晨起每食鐘乳粥,有小吏竊

 

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按:沈括此段記載透露出夏竦生活的兩個特點,一是生活奢侈,二是行為怪異。而

 

夏竦這樣的一種生活作風,自然會或多或少影響時人對其的評價。而沈括在另一篇文章

 

中記載了夏竦家奴鹿生為了多得月俸,因此逼迫其剛剛生育的妻子跟隨自己赴任,結果

 

導致其妻子在途中去世,作者在文末特意指出:鹿生,夏文莊家奴,人惡其貪忍,故

 

斥為鹿奴。可以看到,不管是夏竦本人,還是其家奴,都因為他們乖僻的行為受到

 

了時人的批評。

 

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關于夏竦的一個記載,則更有助于我們理解夏竦奸邪

 

的形象:

 

夏英公為南京留守,杖人好潛加其數。提點刑獄馬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

 

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輕。罪有難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小人、潛加杖

 

數乎?詔取誡勵。當時文臣皆為英公恥之。

 

按:夏竦此種作為的確有失大臣之體,而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又特別注重其集體風貌。

 

因此,當夏竦被武人所彈劾后,文人士大夫都為夏竦感到羞恥,自然會不自覺地與夏竦

 

劃清界限,而夏竦多遭人詬病甚至直呼其奸邪也在情理之中。

 

以上試舉了幾例現存宋人筆記中關于夏竦的故事,觀察這些事件中所反映出來的夏

 

竦形象,可以看到,將夏竦視作奸邪雖不免有些夸大,但夏竦本人的一些所作所為

 

卻也難以為同時代的人所接受。同時據記載,夏竦本人與當時宮中的一些宦官也交從過

 

密,且依附宦官來謀求晉升。因此《宋史·夏竦傳》評價其才數過人,急于進取,

 

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復,世以為奸邪也并非失當。由此來看,石介在當時《慶

 

歷圣德頌》中暗諷夏竦奸邪確實是有所依據的。

 

然而,由于夏竦與石介在此之前并無矛盾,且石介一度對夏竦推崇備至。但時過多

 

年后,當夏竦被罷任樞密使,正值心情煩悶之際,突然看到石介所作的《慶歷圣德頌》

 

中影射自己的文字,可以想象夏竦當時的心情。更為糟糕的是,盡管之前夏竦聲名便有

 

污點,但也僅在少部分人中流傳,而隨著《慶歷圣德頌》的廣泛傳播,甚至遠在四川眉

 

山年幼的蘇軾都能誦讀時,可以想象這篇文章對夏竦聲名的影響。因此洪邁在其《容齋

 

隨筆》中便說道: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歷圣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

 

石介與夏竦二人,在慶歷三年之前并無矛盾,石介甚至曾經對夏竦期以重望。然而

 

隨著仁宗朝政局的轉變,尤其是宋夏戰爭的爆發,對當時仁宗朝的很多士人造成了沖擊,

 

夏竦便是他們其中的一位。但范仲淹等人卻由于宋夏戰爭的爆發而得到了重用。這一升

 

一降的變化自然會引起部分人的不滿,而此時的石介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所作的《慶歷

 

圣德頌》無疑加劇了夏竦等人的不滿情緒。而范仲淹等人盡管受到了石介的贊美,卻也

 

同樣表達了對石介的不滿。事實上,石介這篇《慶歷圣德宋》問世后,的確加速了范仲

 

淹集團與夏竦等人矛盾的爆發。

 

 

 

第二節朋黨之論陰影下的慶歷新政

 

 

慶歷三年時得到仁宗重用的范仲淹、富弼等人,在當時都享有很高的時譽。范仲淹

 

作為當時新政的主要領導者,更是被人寄予厚望。范仲淹在明道二年(1033)仁宗廢郭

 

后事件中,曾帶領當時臺諫官伏閣請對,為其贏得了清譽,之后又曾在景祐三年(1036

 

因彈劾呂夷簡營私舞弊而使當時的士大夫皆推仲淹之賢。而范仲淹的這些舉動在為其贏

 

得聲譽的同時,卻也使其遭受到了朋黨之論困擾。呂夷簡便指責范仲淹薦引朋黨,

 

離間君臣,由此范仲淹被貶。同時,余靖、尹洙、歐陽修因為范仲淹辯護而同遭貶

 

斥,而擔任言職的高若訥卻對范仲淹的貶斥一言未發。由此,當時擔任西京留守推官的

 

蔡襄為此事作了一首《四賢一不肖詩》,一時洛陽紙貴。

 

然而,自范仲淹等人被貶后,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

 

黨人,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也一直未能受到重用。直至宋夏戰爭爆發,宋方在三川

 

口之戰中慘敗后,時任陜西安撫使的韓琦才上奏到:若謂雍(范雍)節制無狀,勢當

 

必易,則宜詔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

 

國家事,當族。當時宋朝在與西夏作戰戰中屢遭挫敗,因此韓琦這時才敢于冒

 

黨之論的風險來向仁宗推薦范仲淹來任邊事。不久范仲淹便被任命到宋夏戰爭的前線,

 

尹洙、歐陽修等人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用。之后,范仲淹便長期擔任宋朝邊線上的

 

重要官員,且得到了朝廷與士兵的一致認可。

 

慶歷三年三月,宋夏之間的矛盾趨于緩和,雙方開始尋求和解。這時仁宗派遣內臣

 

向韓琦、范仲淹、龐籍等宣諭:侯邊事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已詔中書札記。此特

 

出朕意,非臣僚薦舉。不久,樞密副使杜衍被任命為樞密使,替換掉了剛剛被任命

 

還沒赴任的夏竦。與此同時,韓琦、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樞密副使。而余靖、歐陽修、

 

蔡襄、王素等人都被任命為諫官。當年跟隨范仲淹一同遭到貶斥的官員,這時大都得到

 

了重用,這可以說是仁宗朝朝政一次大的轉變。因此,作為范仲淹集團的石介才會歡呼

 

此盛事也于是而作《慶歷圣德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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